《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

一般而言，任何有重要影响的著述都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因而我们都可以对其做哲学的分析。但是，就《资本论》而言，当我们试图将其视作哲学巨著时，却并不仅仅由于它内在地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更在于它本身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环节，是贯穿于唯物史观建构完整历程中的理论要求、环节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破除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在理论的基本性质上“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是断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弥合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裂隙”，从而站在唯物史观之思想史的高度，确证《资本论》实则为历史哲学的巨著。这将是我们讨论《资本论》当代意义的前提性工作。

一、“双重断裂”视域中的《资本论》

所谓“双重断裂”视域，指称的乃是一种主要发生于国外学术界，同时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的对待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理论视角。在这一视域影响下，《资本论》被解读为：尽管《资本论》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文本；无论是《资本论》直接呈现出来的经济学理论范式，还是它内在蕴含的哲学原则，都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前者表现出来的是作为理论巨著的《资本论》在哲学与经济学思想性质之间的断裂；后者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成熟期著作的《资本论》所体现的思想与其早期思想间的断裂，或者说“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这种“双重断裂”视域必然造成对《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双重误读。

第一，如果仅仅把《资本论》作为纯粹的经济学文本，并因而制造出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断裂，那么，不仅马克思哲学将成为脱离人类最鲜活的现实——经济活动或经济生活——的抽象教条而丧失其生命力，而且《资本论》也必将成为一个纯技术性的经济理论著作。毫无疑问的是，对于《资本论》，我们当然是可以、也应当提出技术性的要求，因为它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并且通过这一研究，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作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性理论体系，那么，在《资本论》诞生近150年后，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呈现出鲜明当代性特征的今天，在讨论《资本论》的当代意义时，就一定会面临一个让我们非常被动的挑战，正像许多国外学者以及一些国内经济学家不断公开表明的那样：《资本论》已经不再能够科学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因而已经过时了。

从总体上看，长期以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眼中，马克思的确更多地是被视作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资本论》也更多地被看作是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巨著。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外专注于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学者是非常少的，他们更多地把对马克思的研究聚焦于《资本论》，并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意义且产生重要影响的乃是俄国学者拉迪斯·冯·鲍特凯维兹发表于1907年7月的《论〈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改正问题》，该文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计算有误。英国学者本·法因和劳伦斯·哈里斯在回应对《资本论》的技术性指责——其中就包括了这一指责——时撰写的《重读〈资本论〉》(1979)，也同样是仅仅围绕《资本论》的经济理论设计展开的。纵观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待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基本理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批判，到20世纪50年代吉尔曼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统计检验并得出相反的结论，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迅速发展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科恩、布伦纳、罗默、艾尔斯特等人，分别从技术决定论、财产关系决定论、理性选择决定论的角度，试图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无不仅仅依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技术性理论设计及其与当下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之间的间距和张力，试图从整体上或局部上证伪、推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论是主观上的故意为之，还是客观上的误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把《资本论》视作单纯的经济学文本，就总是可以便捷地得出他们所需要的《资本论》“过时论”的结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来说，如何科学地回应这一挑战则是一个严峻复杂的理论课题。事实上，自《资本论》诞生至今，这一挑战不仅从没有消失过，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挑战已经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陷入被动，而其根源之一就在于：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说捍卫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不自觉地落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设定的理论陷阱，即仅仅把《资本论》作为诠释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运行机制的技术性理论设计，并因之或者被动地坚持与捍卫，或者依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这一技术性理论设计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前者而言，我们看到以多布、曼德尔、内格里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反批判的方式，通过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去论证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以及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在矛盾而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就后者而言，我们看到与他们同时代以及稍后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基于对《资本论》核心理论的再诠释，以确保《资本论》的当代效用。如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巴兰、斯威齐主张用“经济剩余”来代替“剩余价值”，用经济剩余增长的规律代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用外延更广的概念取代“工人阶级”以有效剖析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奥康纳主张用“双重矛盾”理论与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学者借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发达资本主义与经济落后地区在二战后差距扩大的原因，形成了垄断停滞理论(巴兰)、依附论(弗兰克)、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不平等交换论(伊曼纽尔和阿兰)、边缘资本主义理论(阿明)等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