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兼谈所谓的“哲学贫困”

新的时代条件下，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有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它的命运如何，是大家所关切的重大问题。

一、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变革，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时代出现许多新问题、新难点、新特征，对于这些问题、难点和特征要有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正确地对待，顺利地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也就是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主题的变换是现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对于这个问题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我们认为时代的本质是由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所决定和规定的。只要这些基本矛盾没有解决，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质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是时代的深层的问题。当然，时代有它的不同的阶段，这是由于矛盾力量对比的变化，发展过程中突出的问题的转换、斗争的热点问题的迁移等等因素而形成和划分的。当今时代，国际斗争中，即基本矛盾诸方面共同关心的突出问题、焦点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当今时代的主题，已经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因为主题的变换，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产生了一些新特点，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而，时代主题的解决，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深层的基本矛盾的解决，但不等于基本矛盾已经解决。况且，当今时代主题的解决，还有赖于矛盾诸方面力量对比的变化、斗争方式和策略的正确掌握和运用。所以，当今时代主题的解决、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是充满着复杂的、剧烈的、反复的斗争过程。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强调“和解”，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环境机遇，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只是对待时代主题的一个方面；对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淡化”对立和斗争，以至于在人们中失去警觉和必要的防范，便既无助于主题的解决，甚或可能导致另一种结局，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当今时代的又一个新的特点，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它朝着综合化、国际化以及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趋向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也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变化，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给人们带来幸福，给经济社会的发展造就了辉煌的业绩。但由于它的广泛应用，也给人类带来或将带来“灾难”。如何把它引向正确的有利于人类发展进步的轨道，如何让它沿着正确的认识路线和方法，继续深入揭开宇宙人生奥秘，只有掌握哲学—智慧之学这把钥匙。不论愿意不愿意，科学家都遵循着某种世界观、方法论来进行研究、思考。我们当然提倡辩证的唯物的实践的世界观。现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认识论的特征，诸如研究的完整性、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学科的多对象性和科学研究的信息化等，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诸如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不可逆性走向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等，本来就是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特点、方式的出现，再次证明唯物辩证的哲学是正确的。同时，也提醒哲学工作者，唯物辩证的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应当坚持贯彻到各个领域，使之落实、具体化，揭示出特殊领域的特殊表现，并掌握其特点和规律，从而充实、丰富、完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

当今时代的再一个新的特点，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为基础的信息化、网络化的“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这就涉及到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结构的调整，涉及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价值观、伦理观，等等的变化。无论是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都存在着经济发展、物质文明的提升，而精神文明却滞后，甚至变形、扭曲，因而，发生了民族文化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一些迷信邪说、邪教乘虚而入，滋生蔓延。在经济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昌明发达时代，这是十分不协调的。所以，人们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兴，呼唤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复兴，呼唤科学的理性的思考。这就需要“智慧之学”，需要以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为指导，用正确的哲学思想理论来加以武装、加以引导。

对于现今时代的变化和特点，哲学工作者们都在思考。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都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结构、功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它们对于意志、情感、本能、欲望、直觉和其他一些心理因素的特点、作用，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其中有些流派提出否定理性的主张，这就是所谓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它片面强调这些非理性因素，排斥、否定理性思考的意义、作用，由此引伸出拒斥所谓“形而上学”，否认哲学存在的必要并提出所谓“哲学终结”的错误结论。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在九十年代初的重大挫折，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势力的代言人极力进行鼓噪，叫嚷所谓马克思主义“破产”了，所谓仅靠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搞社会主义是注定要“破产”的滥调，极力贬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也讳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应当说，这是一股逆流，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如何看待所谓“经济繁荣”与“哲学贫困”的问题呢？在“淡化”、“冷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所谓的“经济繁荣”、“哲学贫困”之说。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作具体的分析。

其一，讲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哲学曾起过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掌握，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局面；有了生产力标准和实践标准的研究，把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才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这些“业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也不该忘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工作者面向自己，清算、检讨过去所“熟悉”的东西，经过批判、再认识，大胆探索，正本清源，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从中国哲学到外国哲学，从自然辩证法、伦理学到美学、逻辑学等等，对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质疑，重新研究、分析、界定，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等等相互协同配合，探讨认识论、方法论、主体论、自由论、价值论、伦理学说、审美观等等问题，虽有好的开端和收获，但还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市民群众关注的是眼前的实惠，是掌握实证知识和技术，对于着眼大局和长远利益、整体把握和深层思考的哲学，人们一时顾不上、用不上，某些地方领导，为了任期的“业绩”，也是十分注重实证的东西，而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作为抽象理论原则的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相信经过一个过程的反复和“交了学费”以后，人们会逐步意识到“智慧之学”的重要，注意到哲学理论思维、战略性思考的意义，“冷落”哲学的局面是会改变的，我们坚信这一点！

其三，在中国的六、七十年代的“左”的思想、政策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曾经犯过公式化、教条化，为错误的主张寻找世界观论据和错误地批判了一些科学成果，扭曲了开启人们揭示宇宙人生奥秘的知识宝库的钥匙，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而，一些文化人对之产生了“误解”，甚至“厌恶”情绪，对遭到损害的人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里必须分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被曲解、被滥用，造成损失，坏了名声；一是理论本身的内在价值。不能因为理论被曲解和滥用，而否定理论本身的内在价值。问题在于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在于正本清源。这个工作从实践标准大讨论开始，已经在做，并且还要继续做，不但要正本清源，而且还要总结新经验、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理论；经过解释、引导和自身的纠错行动，从而推进理论的发展。事实表明，人们一时的“误解”以至“厌恶”的情绪，是完全可以扭转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全能够重新获得人们的信赖和支持的。

其四，应当看到，迄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修养到宣传、研究的方式、方法，和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在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的管理体制、政策和运行机制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改革，以利于既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和研究成果的产生，随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哲学社会科学建立创新体系，也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中国化、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摆脱“困境”，取得人们的信赖和支持，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就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需要的是既能在总结、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验及其成果中，揭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总结、汲取中外哲学思维的优秀成果的哲学，也就是既掌握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规律，又有深厚浓烈的民族哲学思维特征的中国化、国际化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的建构，既是中国哲学，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必然。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体系创造”，而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的、实践的、辩证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坚持实践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践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根本方法。

建构新形态的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哲学，还要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本国，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一切，对于社会基本制度及其活力和张力，对于重大的历史变革实践的分析和评价，对于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及其所作的理论结论的评价，等等，都要重新进行历史的反思和再认识、再评价，并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在当代中国，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变化，哲学探讨、研究的着重点，应当由探索、实践社会革命变革的逻辑，转变为深入探索、实践经济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逻辑，及时发现和揭示深层的问题和预见发展的多种可能趋势，提出前瞻性的见解，不断地深入探讨、检验，不断地充实、完善已经揭示的逻辑。

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重要的是了解、掌握并科学地分析、总结当今时代的新实践，特别是体现时代精神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及其成果，既要重视成功的实践及其成果的经验，又要重视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从中引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特别是对于当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实践及其成果的分析总结；尤其是对于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成就，更要审慎地深入地研究总结，20世纪初，物理学的伟大发现过程中，由于某些科学家缺乏辩证的、唯物的理论思维，从而在伟大变革成就中导出了“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错误结论。我们要认真记取这一经验教训！

要建构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哲学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变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变复制式、教条式的思维方式，为创新型、创造式的思维方式。而要实现这个转变，除了哲学工作者的自身努力，改变“不能创造”、“难以创造”的消极无为精神之外，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营造一个民主的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条件，在深化改革的大形势下，应当说是可以办得到的。新形态哲学的建构，从现实的历史的实践和理论成就中，概括总结出基本的范畴、概念，提出新的论断、原理，在诸多的范畴、论断中，确定前提、基础和核心的东西，并对其内涵作出合理的说明和界定，并且对于研究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的选择、确定，更要审慎地进行。

除此之外，要面向世界，就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探讨、研究和交流，参加全球性的哲学的“百家争鸣”，交流切磋，既推出自己有民族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又从交流中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动向和成果，加以消化、吸收，以充实自己的思想理论素养。

中国化、国际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需要科学的态度和协作的精神。在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工程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一批先驱者，已经有了重大的建树，并在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变革实践中、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化并且有深远国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主导思想理论。这个主导地位和作用，是在剧烈的斗争和竞争中，在指导现实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建树起来的。今后，要保持这种主导地位，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就需要进一步学习新东西，研究总结新成果，提出新的见解，要认真地进行历史反思，总结历史上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要在科学说明和指导现实的实践中，创建新的理论形态，建立新的业绩。然而，这个主导的思想理论的建构，其内容的侧重点的选择、表达形式和风格方面，可以是多样的。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辩证法的叙述，可以从最简单、最普遍、最抽象的范畴开始，也可以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展开其丰富内容，这就是说叙述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立场、观点不能是“多元”的，更不是什么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是新形态哲学建构中必须坚持的一条根本性原则。

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把经过反复检验证明其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坚持贯彻到各个领域，因为哲学对宇宙人生重大问题的思考，是经由许多“中介”环节间接进行的，而宇宙人生的整体包括许多大的领域，哲学探讨的是根本道理和最高原则，各大领域也有它的共同性、根本性的道理和原则，要运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研究这些领域的共同性、根本性问题，探讨其规律性的东西，否则，它只能停留在最抽象的层次上，难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这是哲学世界观方法论能否贯彻到底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说，哲学理论的建构，既要有根本性的“大逻辑”，又要有各个领域的“应用逻辑”，这些“应用逻辑”和具体的实证科学研究的逻辑是有区别的，它对于把握一个领域的整体性问题，理解和掌握其规律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它对于哲学世界观这个“大逻辑”的展开、确证，也是十分重要的，两者紧密结合，可以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国际化，还有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对待研究工作。首先是对于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史，都应当深入具体地加以分析、比较和研究，对思想史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代表思想的分析评价，应当是具体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进行；应当注意到历史上有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不是被消灭的，而是被包蕴在后来出现的体系之中，后者对前者是一种“扬弃”，是既克服其消极成分又保留其中的积极成分，应当说，这是一种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哪怕是对立学派之间，也是如此。就是说，一不要割断历史；二不要忽略历史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三不要否认历史的发展。理解这一点，就可以较好地把握哲学的历史过程。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一些思想、范畴、论断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应当尊重历史，不要把后人才明确了的论断，加到早期有某些类似设想的人身上。在思想史进程中，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要求，和哲学思想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某个方面的问题被推到中心的突出的位置上来，比如近代以来，哲学认识论问题成为研究、争辩的中心，但是，它并不否定其它问题，特别是哲学根本问题的见解，也就是世界观的基础、前提，不论中心论题转移到那方面，归根结底，它总是要贯穿其中的，那个方面问题的最终回答，都拒斥不了它。研究哲学思想史特别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认识理解它在哲学史上变革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一切敌对的、错误的思潮作斗争中发展的。这种错误的东西在新的条件下，往往会以“新”的面目出现。熟悉哲学思想史，就可以增强、提高识别和分辨能力。并且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有利于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国际化，对于中外古今的科学技术史、认识史，也要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总结。离开科学技术及其历史，就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因为哲学是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当代的科技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当代科技的重大成果，是科技史上的突破。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从中可以揭示出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也可以揭示出人类认识的规律，这两个系列的规律是同一的，因为“思维与存在”是辩证统一的。哲学对科学技术历史和现实成就的概括、总结，既是立足历史、立足现实实际；同时作为理性的升华，它又是对于历史、现实的“超越”，因为它揭示出深层的本质和普遍性的规律。哲学所揭示出的根本性原理、普遍性规律，尽管在各个领域、各种对象中有其众多的特殊的、个别的表现、特点，所以，在研究、总结过程中，既要考察丰富多样的实际的特殊的形态，总结其特征和一般本质的具体体现，以充实揭示一般本质的哲学内容；同时，在研究考察中，也不要因为特殊、多样、多变，而否定根本性的普遍规律的存在。

中国化、国际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特别重要的是要深入考察、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当然，按照哲学的本来含义，它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和任务。作为哲学研究者，应当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把握全局，深入探讨根本性的本质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可能，也就是说，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大思路，发挥哲学应有的指导功能。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何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加以分析、概括和总结，以研究的成果来验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更具民族化、国际化的深刻内涵，这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方向性问题。千万不要脱离当代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实践，和已经总结并在继续完善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最大实际，离开它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国际化，将失去立足的根基。

建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化、国际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众多学科的大协作。没有联合攻关的大协作精神，没有合作共事相互学习、切磋的团队精神，是实现不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的。具体说来，一是要求哲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盟和协作；二是要求哲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盟和协作；三是哲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联盟和协作；四是哲学各分支学科工作者的联盟和协作。当然，这些联盟和协作必须是在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统一的目标、要求的基础上的分工协作。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具有甘坐冷板凳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求实创新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历史的巨人和先驱的肩膀上，努力攀登，一种体现时代精神之精华，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又有深远国际意义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就一定能够成功地实现。

商英伟（1931—），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载《东南学术》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