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会有如此大的诱惑力？手机比坐在你面前的人更重要吗？为什么每次媒介技术革命都是年轻人趋之若鹜，而批评家们却痛心疾首？

文｜大象公会

　　手机正在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一个标准上班族，每天与家人交流很难超过一小时，但低头看手机的时间则远不止此。即使与同事、朋友、亲戚甚至爱人坐在一起，同样心不在焉，往往各自低头看手机。

　　也许除了朝鲜，全世界有智能机的地方，人们都会专注于手机，无视对面的坐着的那个人，这种冷漠刺伤了全世界的白岩松，他们痛心疾首地劝告人们，忘掉你的手机

哪个世界更重要

　　智能手机诞生前，人们面对面时会全神贯注吗？不是的。成年人不分散注意力的时间很难超过十分钟，如果对方讲话内容你不感兴趣，会非常容易走神，这时你会有大量无意识的小动作。

　　如果手边刚好有钥匙、钢笔之类小东西，我们便会无意识地反复摆弄。美国学者Roy Baumeister 认为，认真听讲这种需要“自我控制”的行为往往会引起其他自控力的下降，面对面交流时无意识的小动作，是为了防止“自我损耗”。

　　我们无意识地摆弄手机，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比对面的人更重要——手机是离手最近最容易抓起来把玩摆弄的东西，我们有时低头玩手机，哪怕只是解个锁，胡乱滑动屏幕，只是手机替代了走神时用来自我缓解的其他小物件。

　　但是，如果我们无意识地打开社交软件看自己关注的人说了些什么，或刚刚发生了什么新闻，我们会立即忘掉对面坐着的那个人，没错，无论你主观上是什么看法，手机里的世界，有时确实远比眼前的人更有吸引力。

　　互联网出现之前，同学、同事、生意伙伴、亲戚几乎是我们社会关系的全部，但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我们可以不受空间限制地结识大量基于兴趣、爱好和观念的朋友——这是我们旧有的社会关系中很难找到的精神资源。

　　这个自主选择的社交圈当然会更容易激发交流愿望，聊天室、QQ、邮箱、BBS兴起之时，都曾让人们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忘掉身边的家人，夜深人静时，还会不断刷屏，实在没有新信息时才不甘地睡去。

　　智能手机如毒品般让人欲罢不能，是因为它可以使人时刻在线，信息集纳的便捷，会让我们养成一天不上网就有被世界抛弃的信息焦虑感。

　　但手机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或许是它完全重构了我们的社交，智能手机带来了社交工具的大爆炸，仅今天中国使用最多的社交工具微信，就占据了人们使用手机六分之一的时间。

　　而深度手机使用者的社交关系早已不只是基于兴趣、爱好、观念，如果你厌烦了线上线下的熟人，百无聊赖时，你可以打开陌陌看附近有什么异性可以搭话。

　　没有人会比你手机里的世界更丰富精彩，甚至更重要。即使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你低头看手机也不完全意味着对TA的忽视，因为你低头看的不是手机，而是你社交圈的全部。

　　可是，现在连人大代表开会时都低头看手机，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新媒介永远反社会

　　批评家们对手机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痛心疾首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美好传统生活方式的颠覆，并不只是从手机开始的。中国刚出现互联网时，主流将之称为信息革命，但随着电脑普及，主流社会开始出现要给年轻人戒除网瘾的声音，甚至出现了培训班。

　　西方同样如此。2008年尼古拉斯·卡尔发表了一篇《谷歌把我们变傻了？》的长文，告诫互联网剥夺大众的专注力，消灭深入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并最终丧失记忆力，彻底变成信息技术的奴隶。2010年，他又将文章扩充为一本书《浅薄》，并因此赢得2011年普利策奖。

　　知识分子担心大众被垃圾信息俘虏，更多人痛心疾首的是人际交往方式被破坏。电脑出现后，对传统人际交往的主要破坏场景是家庭，因为电脑无法搬动，不像手机一样可以随时上网。

　　电脑发明前，我们的家庭情感交流是以电视机为核心的，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电视一边偶尔闲扯几句。有了电脑，年轻人端坐电脑前，电视机前只剩下老人小孩。

　　电脑最反社会的是春晚这个时刻：除夕之夜，原本一家三代吃完年夜饭后，该其乐融融看春晚，但电脑出现后，却变成了老人继续看春晚的《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而他们的孩子却在上网骂春晚。

　　手机的发明多少缓解了春晚这个时刻的家庭冲突，年轻人至少不用躲到卧室里上网骂春晚，而是一边陪着老人看春晚，一边低头用手机继续骂春晚。

　　问题是，电视机其实也是反社会的。电视进入中国前，年夜是一家人围坐一起边吃饭边说各种吉祥话，所有时间都用于家人之间的交流互动。电视普及到每个家庭后，却变成了亲人就在你身边，而你却看着倪萍赵忠祥。

　　因为电视机，中国人甚至都忘掉了过年时还要祭祖。只是电视进入中国家庭时，普遍认为它改善了中国人过于单调、乏味的精神生活，是社会富裕、进步的重大象征。

　　快被人遗忘的电话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1980年代初，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材曾这样揭露美国社会的人情沦落：朋友之间互相拜访，居然要电话提前预约，甚至亲人之间也是如此。

　　电视机这种媒介在西方统治的时代格外漫长，所以批评家们有充分时间酝酿感情，激烈地批判电视机带来的种种罪恶。电视对社会最深广的影响，是娱乐产业的极度发达，它辐射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中对娱乐业导致社会的庸俗和浅薄痛心疾首：“这是一个娱乐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

　　让大众变得庸俗浅薄的，何止是手机、电脑、电视。即使是那些已被淘汰掉的古老媒介手段，也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人类历史上每次媒介传播的革命都会颠覆社会的权威，重构我们的社交方式，改变社会形态，因而都是反社会的。

　　尼尔·波茨曼同样在《娱乐至死》中提到，印刷术出现也是反社会的：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只是尼尔·波茨曼为何对读书这种传统媒介颇为肯定，对电视等现代媒介痛心疾首？

年龄决定态度

　　那些批评互联网导致人们注意力涣散的专家认为，阅读才是值得推崇的。但15世纪古滕堡发明印刷术后，书籍数量暴增，人们开始养成阅读习惯，当时欧洲不少权威对此的看法和《谷歌把我们变傻了？》并无区别。

　　此前无论神职人员还是学生，因为书籍太少，阅读大多是集体诵读活动。印刷术出现后，阅读变成一种个体的、私人的活动，一个捧着书本默不作声的人，旁人的观感与今天低头玩手机并无区别。当时一些人认为默读会让人做白日梦，导致精神怠惰。

　　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是对掌握着既有话语权的权威们的颠覆，尼尔·波茨曼和尼古拉斯·卡尔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当然对此如丧考妣。

　　对习惯了传统媒介的人来说，情感上和习惯上同样难以接受革命。因为每一种媒介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习惯，不但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往往会被仪式化甚至神圣化。

　　譬如报纸成为统治性媒介后，男主人早餐与家人的交流时间被报纸占用，已被发展为欧美国家上层社会生活仪式化的一部分：标准英式管家，会在主人早餐时把熨过的报纸折成方块放在盛有餐点的盘下。

　　对正准备尝试享受英式管家尊贵服务的中国新晋富豪来说，报纸突然被互联网干掉，未能体验每天早上餐桌上有一份熨好的《参考消息》，显然是个噩耗，因为英国贵族并未提供手机时代获取信息的标准仪式。

　　媒体革命当然不会让我们变傻。每一个新媒体的出现自然会带来大量肤浅、碎片化的信息，但此类信息并不对深度内容造成影响，只因成倍扩大了受众面，必然会量产出“轻内容”和浅内容。

　　更重要的是每次媒体革命都大大拓宽了人的认知空间。书本时代的人不会想到，谷歌学术、维基百科和各种在线图书馆，能让读者在一夜之内实现在图书馆需要几周才能完成的有效阅读。

　　每次媒介革命必然会出现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区别这两个人群很简单：年龄决定态度。

　　对年纪大到很难改变传统媒介习惯的人来说，新媒介会带来大量垃圾信息，让人庸俗浅薄、注意力分散，新媒介对社会交往习惯的改变，则让人冷漠丧失温情。对年轻人来说，新媒介带来知识和人际交往的爆炸性增长，会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旧媒介。

　　道格拉斯·亚当斯曾提出过科技三定律——任何在我出生时已经有的科技都是稀松平常的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任何在我15-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将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的，将成为文明终结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