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荣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一、传统图书馆

问：

1978年开始，大量的青年学子陆续进入大学学习图书馆学，数量之多，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78级的一名学子，您为何会选择图书馆学专业？

吴志荣：

当年，我也并不清楚图书馆学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自己从小喜欢看书，觉得这个专业与图书馆有关，以后可以方便看书，但那时的我从未想过今后要在图书馆这个行业中或者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达到什么高度。不过由于性格使然以及学习能力尚可，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图书馆学概论”和“中文工具书介绍”这两门核心课程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英语课程由于自小基础较好，加之在进校前有位长者曾长期对我进行个人辅导，成绩也一直处于班级上游水平，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这也是我后来考研究生的一个优势）。 

从宏观上看，77级、78级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入学，是我国图书馆事业这四十年发展的前奏。

 问：

1984年，您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师从孙云畴先生。读研期间，您在1986年连续公开发表了4篇论文。请问这一阶段的学习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吴志荣：

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可谓人才济济，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浓厚，有孙云畴、陈誉、何金铎、罗友松等老一辈学者，有宓浩、祝希龄、刁维汉、黄纯元、周德明等中青年学者。我入学时，吴建中和陈修学已经毕业，王世伟、吴光伟等尚未毕业，同届同学有戴维民、温国强、章春野、张静波、于良芝等，下一届有周德明、范并思、葛明、叶鹰、胡小菁等，再往下有刘炜、党跃武、慎金花、孙豪展等。这些师兄、师弟或师妹后来都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的翘楚。

三年的求学生涯，真的让我受益匪浅。我在1986年公开发表第一篇论文，即《非书资料编目剖析》，从此进入图书馆学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十分活跃的时期，这得益于对西方相关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和吸收，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对以往的所谓“经验图书馆学”进行了批判，“知识交流说”成为解释图书馆活动现象的主流。

华东师范大学图情系是“知识交流说”的发源地，受此影响，我发表了《论图书馆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的地位》，认为图书馆由于其信息交流活动所具有的特性，因而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当图书馆克服了影响其信息流动速度的某些制约因素后，它将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看来，“知识交流说”并不够完善，但在当时，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我攻读硕士的研究方向是“西文编目”，因此，在研读AACR2的基础上，确定了学位论文的题目为《非书资料编目研究》，论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中西比较以及书和非书的比较)，对视听文献、缩微文献、计算机阅读文献以及实物文献的编目进行研究，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论文的内容基本都得以公开发表。

1991年我发表了《论非书资料的书目控制》，提出全面实现非书资料的书目控制的策略，而在1992年则发表了《论中西文编目课合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此后，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1988年我担任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学术兴趣开始转向，我对编目的研究就到此结束了。

然而，由于分编工作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通过以上的学习和研究，我对编目的各个方面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这也让我一直关注着分编工作的发展，为今后从事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问：

1982年前后，恢复高考后入学的一代人成为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新力量，您是这其中的一分子吗？您发表的《关于我国图书馆职能理论的新思考》和《图书馆教育职能新论》也属于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范畴吗？您如何看待那时兴起的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潮流？

吴志荣：

严格来说，我并不属于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新力量，仅仅是这个时期兴起的“知识交流说”理论建设的参与者，我那篇《论图书馆在社会信息交流网中的地位》的文章就是参与这一理论建设而形成的成果。不过，也由此引发了我后来一直保持的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

我那两篇关于图书馆职能的论文也并不属于批判“经验图书馆学”（这股潮流那时已经退去）范畴，而是对当时已经基本形成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理论的质疑或完善。

其中一篇文章认为，“情报职能”理论是一种模糊的阐述，对文献信息进行筛选是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职能（2015年我发表的论文《文献发现：当代图书馆重要的社会职责》，是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肯定。时隔二十多年，由于文献量急剧增长，文献冗余和污染现象日趋严重，进而愈加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另一篇文章认为，图书馆实施的教育与课堂教育不同，它具有能实施反复教育、个别教育和买方教育等独特的性能，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这种特殊的教育性能，从而培养一种主动精神，做好吸引和指导读者的各项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不仅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很多成果，提升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层次，基本形成了我国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也在其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如以张琪玉为代表的检索语言研究领域和以肖自力为代表的文献资源建设研究领域。 

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那股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潮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层次，却也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脱离图书馆实践留下了隐患。

出现这股潮流的原因是，当时有一批青年学者力图使图书馆学研究摆脱图书馆这个机构。他们认为图书馆学不能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就如“医学”不以“医院”为研究对象，“法学”不以“法院”为研究对象。最有代表性的是，当年有人提出的要建立“知识学”的观点受到了追捧，其实如果开展这种研究就会完全脱离图书馆学的范畴。因此，到了80年代后期，图书馆界出现了一些“反思”文章。

同时，我国的图书馆实践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很大发展，主要标志是：80年代中期前后，一大批大学新建了图书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包兆龙图书馆”；视听资料大量进入各类图书馆，图书馆也都相应地成立了视听部门或技术部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图书馆自动化的探索，是我国传统图书馆阶段向自动化图书馆阶段发展的先声。 

上世纪80年代学生在图书馆里看书

 

问：

谈到对图书馆学的反思，继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之后，90年代又出现一股“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潮。您在1992年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并发表了《走出误区巩固和发展80年代的研究成果》，您为何会选择这一视角？

吴志荣：

我一直对哲学比较感兴趣，认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站在哲学的高度来考察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我们就不难发现，80年代初期和中期出现的现象属于传统的理论价值观发生危机时产生的理论动荡，而90年代初出现的现象则属于理论研究本身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前者经过短暂的徘徊后，便进入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轨道，而后者则可悲地陷入了理论研究的误区，而且一时难以从误区中走出来。脱离的原因如上所述：在理论动荡时期，隐患便已经埋下。

 

 

 问：

您是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培养的首位研究生，学成之后回馆工作，1988年担任馆长助理，走上图书馆的领导岗位，身份的变化带给您怎样的思考和感悟？

吴志荣：

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既然读了这个专业，又从事了这个行业，就会十分用心地投入。

我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馆长助理，这种岗位上的调动，让我更关心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关注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从此，我成为一个既全力从事图书馆各项业务管理工作，同时又一直在进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图书馆人。

正因为我一直处于图书馆实践的前沿，所以能从实际出发，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许多观点“不以为然”，使得我相当多的研究论文都属于“反思”或“侧思”。我也逐渐感受到我国图书馆界的“学界”和“业界”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事业由于经济原因，正在走向低谷（极大多数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大幅度下滑，“丢书保刊”成为很多图书馆的选择），而理论界却在发起“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真是“南辕北辙”。又例如，由于信息产业发展是当时的社会热点，理论界又出现了一波“信息产业发展研究”的热潮（认为图书馆是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二、自动化图书馆

 

 问：

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蔚然成风，一些图书馆学人融入这一经济浪潮，当然也有一些中坚力量在思索着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现状与未来。1993年，您晋升副研究馆员，同年升任副馆长，分管图书馆业务和科研工作，成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的高校图书馆领导。在治馆过程中，您对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有何看法？

吴志荣：

20世纪90年代，因为国家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各行业的经济待遇出现分化，其中文化教育行业很不景气。当时确实有很多图书馆人（包括一些有造诣的学者或专业人员）跳槽，去国外打工、经商、去外企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创收成为各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除了破墙开店或出租场地外，还开办各种培训班，甚至提出了一些服务项目也应该收费。因此，图书馆界出现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的争论。 

我当时撰文指出，图书馆是为了传承人类记忆而存在的，让社会各阶层能够免费获取知识是图书馆的社会职责，公益性是图书馆的立身之本，有偿服务是不足取的，而图书馆为了提高员工较为菲薄的经济收入，又不得不搞一些有偿服务，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会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消失，是暂时的。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至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整个90年代，除了有些学者提出“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作为80年代探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继续，其他方面几无建树。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虽然还是处于低谷，但发展的机遇已悄悄来临。我国图书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渐渐进入自动化图书馆时代。

 

 问：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成功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并在国内较早地将书目查询系统升级为OPAC。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贵馆自动化建设这方面的情况。

吴志荣：

上海地区图书馆数据库建设始于80年代后期，至此我们进行了一次盘点，当时各图书馆建设的大多是书目数据库，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当时我撰文提出优化图书馆数据库建设，以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图书馆带来经济效益。

Client/Server结构的概念是1992年下半年传入我国大陆的，我国大陆第一个采用Client/Server结构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动化部研制的上海师大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SNULAIS)，这个系统于1996年6月正式开通。

因为要实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我就十分关注当时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进展，发现自动化建设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延迟我国图书馆的网络化进程。1998年，我的思考成果《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原因》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该文被引量很高。

 

 

 问：

与传统图书馆相比，您认为自动化图书馆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吴志荣：

自动化图书馆实现了传统业务自动化和管理自动化，它的优势在于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以及便利了读者检索和获取文献，因为自动化具有批量查重、快速清点、快速检索等功能，同时为今后的网上发送图书订单、网上联机编目、OPAC检索打下了基础，所以说，MARC的成功研制是图书馆发展历史上的大事。相应地，各类图书馆都成立了技术服务部门或自动化部门。值得关注的是，在图书馆自动化时代，分编工作仍然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

 

 

三、数字图书馆

 

 问：

现代技术发展迅猛，图书馆自动化后，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由传统图书馆转向数字图书馆。1999-2009年的十年时间里，您持续关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二十篇。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数字图书馆”的？

吴志荣：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是美国学者伍尔夫(W.Wulf)于1988年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图书馆建设受到国家重视。国家数字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政府投资的国家级数字图书馆工程，它的建设对于我国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从1995年开始跟踪研究数字图书馆，2000年开始申请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2004年正式启动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引起图书馆界的高度关注。至此，数字图书馆已风行了十余年。

不过，数字图书馆阶段应该不是一个清晰的阶段，因为纯数字图书馆基本没有出现过。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依据这一段时期文献数字化发展迅猛的特征，称之为“数字图书馆”也不为过。

 

 

 问：

您的专著《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曾被纳入国内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的十大优秀著作之一，您如何看待这本专著的意义？

吴志荣：

这本书的“意义”主要是“早”，它较早地向国内图书馆界论述了数字图书馆的方方面面，系统而深入，故被引量很高。由于该书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所以该书的出版让我既是图书馆管理者又是图书馆学研究者的身份得以彰显。

该书论述了数字图书馆理念的形成过程、数字图书馆得以构成的基础条件、数字图书馆的组织模式以及运作方式、数字信息资源的建设、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序等。我不想在理论的圈子里绕来绕去，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理念走向现实”，数字图书馆的思考和实践不能是两张皮，而是一个有活力的机体。 

 

这本书出版后，数字图书馆发展还是很快的，我继续关注新的实践，吸取新的理论，后来又发表了不少有关数字图书馆的论文。据统计，2004年我关于数字图书馆的论文被引量在国内名列第四。

数字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相比，在存在的基础条件及信息资源采集、整序、保管、提供的技术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些不同，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理念与新方法：在数字图书馆时代，人们应该接受许多不同于传统图书馆时代的新理念，如整体化；能获取，但不拥有；交互式的分类方法以及非专业化倾向的著录；动态的信息资源保存方法；个性化服务；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有机结合等。我国图书馆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着认识方面、技术方面和社会法律环境方面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与解决。

 

 

 问：

新世纪起，您开始实施图书馆数字化计划，请谈谈贵馆开发“上海近代方志数据库”的背景和意义。

吴志荣：

结合馆藏，挖掘馆藏，开发特色馆藏文献数据库，是图书馆业务水平的重要体现，因为这既体现了馆藏水平，又体现了技术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上海地方史资料较为完备。如上海郊县的府、乡、镇志和类志，上海近现代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都比较丰富，上海地区历史人物的诗文集收藏亦较齐全，如稿本《二十六保志》、清季沧苇藏钞本《水利集》均为珍贵资料。我提出总的思路，然后组织一批青年人进行技术攻关，组织一些老同志在文献标引质量上把关，推出了“上海近代方志数据库”。数据库建设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我们既保护了文献，又能帮助读者便捷地使用文献。文献数字化是解决长期以来图书馆藏与用的矛盾的好方法。

 

 

 问：

数字时代，“数字图书馆”（或“数字化图书馆”）出现的频率很高。此时，图书馆人是否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何为建设和研究“数字图书馆”的正确之道呢？

吴志荣：

关于数字图书馆，确实出现了唯技术主义观点占主流地位的现象。唯技术主义的“数字图书馆”观将把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实践带向歧路。图书馆人要了解和吸收最新的数字技术，但决不能盲目跟风，要让技术体系适应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就如当年的MARC技术和图书馆自动化技术都是由图书馆人发起和主导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也应该如此，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更应该如此。

 

 

 问：

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重在数字资源建设，后期重在数字信息交流。您的《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集中代表前者，《虚拟与现实：数字信息交流研究》集中代表后者，可以这样说吗？您能谈谈《虚拟与现实：数字信息交流研究》这部力作吗？

吴志荣：

基本上可以这样分类，但一般的划分是：首先是数字资源建设，然后是服务升级。不过，多年来，我们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与没有  把数字图书馆纳入数字信息交流的体系，没有把数字图书馆视为一个组织、控制、维护和发展信息交流的社会机构有关。可以说，数字图书馆研究缺乏基础理论研究。 

 

 

《虚拟与现实：数字信息交流研究》从哲学、社会、历史等宏观层面对数字信息、数字信息交流、数字信息交流的社会机制、数字信息的交流模式以及数字信息交流的效果评价进行研究，着力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信息交流的理论体系，试图使之成为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各种数字信息交流活动的基础理论，并阐述了数字图书馆这种社会机构在数字信息交流体系中的生存策略和发展趋势以及信息交流模式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

 

 

 问：

数字图书馆时代，不少图书馆的空间变大了，并引进了许多新馆员。在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这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吴志荣：

21世纪初，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很好的发展时期，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大量的高素质人员进入各类图书馆。如何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是各类图书馆的重要课题。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也在这个时期陆续引进三十多位本科以上(包括硕士和博士)的青年馆员。我认为搞科研能树人，且能推动工作。

为了帮助他们成才，我先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成立青年学术沙龙，开展演讲比赛，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结对，到兄弟学校图书馆进行学术交流等。接着试水潜游：2004—2009年，每年编辑出版《现代图书馆建设论丛》，为馆内职工科研探索搭建平台。然后助推成才：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签署双方图书馆馆员互访协议，双方馆员交流互访；和有关机构合办举办“馆藏与出版”论坛，借助论坛的平台，精心组织并指导他们撰写论文，帮助青年馆员开题，帮助修改文章，使得很多从来没有发表过论文的青年人能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短短几年中，这些青年馆员在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经过数年的努力，图书馆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在国内图书馆界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也是我留给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一笔宝贵财富。 

 

 

 问：

数字化已成为新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数字图书馆的前方又将会是什么呢？

吴志荣：

对于数字图书馆，我们往往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实际上数字图书馆没有独立地成为一个阶段。数字图书馆体现在文献资源数字化后，检索和获取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或者数字图书馆建设）仅仅是当前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方面，绝不是全部。如果要完整地提出当代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向现代图书馆发展”仍然是一种较为正确的提法。

2003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奉贤新馆开馆典礼隆重举行。新馆从管理科学化、服务人性化、加强数字化建设、加强网络化建设、人员专业化等方面把现代图书馆的崭新理念注入到了这幢建筑物中。

当然，要真正落实现代图书馆的理念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目前的工作离实现现代图书馆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如要变被动的服务为主动的服务就比较难以实现）。

2005年，我分析数字时代现代图书馆的构架以及建设的特点及难点。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在2007年正式启动了IC（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模式，该空间是国内当时已经实际运行的规模最大的IC。IC服务模式能让大学图书馆实现全方位的信息资源整合，走近读者，实现图书馆教学化和教学图书馆化，从而在数字时代保持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四、复合图书馆

 

 问：

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初景利编著的《复合图书馆理论与方法》，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研究了复合图书馆的各方面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认识“复合图书馆”的？

吴志荣：

复合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混合。人们认识到数字图书馆必须依托已经进入自动化发展的传统图书馆，纯粹的数字图书馆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由于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至今并未解决，纸质馆藏必须继续保存。因此把现阶段的图书馆称为“复合图书馆”比较合适（以前也曾出现过“混合型图书馆”的称谓）。一般认为，传统图书馆经历了自动化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如今是复合图书馆，并正在向智慧图书馆发展（当然，智慧图书馆的含义目前并不清晰，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理清）。  

 

 问：

复合图书馆时代，数字文献和纸质文献，孰轻孰重？

吴志荣：

21世纪以来，文献数字化和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图书馆或将面临重大变革。我用了一个词“图书馆运作体系”，它是从功能的角度对图书馆的各项日常业务工作的运作进行逻辑上的宏观归纳。图书馆运作体系的发展趋势是图书馆人较为关注的领域并应该加以研究。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可能：即在出版市场上，纸质文献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或不完全取代，由此出现不同的运作体系；如果出版市场上纸质文献没有完全被数字文献所取代，图书馆还需要采集、整理、存贮和提供纸质文献。

2008年以来，数字文献增长更为迅猛，学科资源门户建设是数字时代图书馆的必然趋势。学科资源门户建设，实质上也就是高校图书馆对数字型的学科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并提供给用户。相应地，这就需要提高工作人员的知识素养和信息素养。

 

 

 问：

请结合贵馆实际，谈谈如何才能处理馆藏文献“藏”与“用”的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

吴志荣：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很有特色，值得深入挖掘。图书馆人首先要摸清家底，也要了解服务对象，只有技术是不行的。2009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被命名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上海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我们结合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对古籍进行古籍图书的普查和书目数据的完善以及古籍数字化的建设，缓解了藏与用的问题，我们还发现了珍贵的古籍。图书馆有教育功能，举办文献主题展览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3年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的文献主题展览，对上海高校图书馆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上海高校图书馆有个“展览联盟”就源于此。不过，办这样的主题展览，还是很有难度的，要熟悉馆藏，选题也要反复斟酌。

 

 

 问：

2010年，您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标准书目分析的高校哲社类馆藏发展实证研究”成功立项。您在该课题中采用的“案例实证研究”影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案例实证研究”吗？

吴志荣：

该课题成功立项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21世纪以来，我国纸质图书出版量剧增，而低水平重复和同质化现象日益严重，直接影响了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的馆藏质量。

二是2008年开始举行的“馆藏与出版”论坛，已经对此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而该论坛就是倡导在馆藏建设领域开展“案例实证研究”。

“案例实证研究”包括两个含义，即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案例是真实的典型事件，代表或反映着某一类型的事物、蕴含着该类事物的基本活动原理。通过案例研究，获得理性认识，建立或完善理论架构，是案例研究的价值所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收集数据，在综合客观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特定类型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应用型学科研究的基础工作。

应该说，我国的馆藏建设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己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或宏观研究层面，所以很难解决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界馆藏建设遇到的诸多问题。为此，2008年我们创办了“馆藏与出版”论坛，倡导在馆藏建设领域进行“案例实证研究”，以开拓馆藏研究的新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实证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撑。当然，实证研究本身又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素材。在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归纳出当前藏书建设的新规律，这都将进一步丰富馆藏建设的理论体系。在我国馆藏建设研究领域，微观研究比较薄弱，所以应该强化在相关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或者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提升理论。我们认为，“案例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将把馆藏建设研究引向深入。

 

 

 问：

2012年，您实现了一次身份转型，即从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岗位上退休后开始执掌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来到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之后，您在治馆和治学方面依然非常出色。2015年，您发表了《关于图书馆空间布局的若干思考》，探讨当代图书馆在空间布局的发展趋势，并对我国图书馆界在图书馆空间布局方面的失误进行了分析。请您就此谈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空间布局的特点和理念。

吴志荣：

在我国图书馆界引入IC的概念以后，我就开始思考当代图书馆的空间布局问题，2009年在《大学图书馆学学报》发表了《“藏阅分离”模式或将回归？——关于数字时代图书馆布局的思考》的文章，2015年又发表了《关于图书馆空间布局的若干思考》。可以说，我已经对当代图书馆的空间布局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十分凑巧的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在2014年开始准备建造一个新馆，要我提出布局方案，也就是给了我一个实践我多年来思考成果的机会。在这里，理论与实践就紧密结合起来了。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图书馆建设中并不多见，即一个图书馆建筑的建设和布局完全听从一位图书馆学专家的意见。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藏书区

在学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该馆的建设布局依照我的想法进行。我的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压缩纸质文献存贮空间；增加休闲空间；增加研讨室；整个图书馆要有文化氛围，尤其是大厅的布置，要与学校的办学理念相结合，这样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阅览座位数量和书架数量要满足学生的需要和评估的需要；不建立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上网电脑分散放置在各借阅区内，方便读者使用等等。

因此，新馆有一个800平方米的密集书库，可放置近50万册图书，省出来的面积就能建立休闲空间。所以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虽然规模并不大，但它的密集书库和休闲空间的面积在上海高校图书馆中却是比较大的。这符合了当代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即图书馆除了完成以往需要开展的各种业务以外，还必须开展读者之间或馆员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新馆的密集书库还利用了RFID的定位功能，使得图书得以密集存贮，大大增加了存贮空间。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阅览区

 

 问：

这一时期，您在治学方面有何成果？

吴志荣：

在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期间，我重点在运用“案例实证研究”方法编制书目，而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时，我提出并阐述了“文献发现”这一概念及其意义。

2013年，我领衔编撰出版了《中国哲社学术图书基本书目(1995—2005)》，我在该书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了“文献发现：一个新的理念”。如何选择有价值的文献，如何指导读者利用有价值的文献，也即“文献发现”，已成为当代社会赋予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我认为，“文献发现”是当代图书馆新的社会职能和核心竞争力，因此，该理论的提出将推动馆藏建设理论和图书馆职能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团队研制出基本书目，给出了一个哲社类学术文献发现的案例。这对提高高校图书馆文献采访工作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问：

2016年，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图书馆推出了《馆藏教育学高被引图书提要目录(1995—2005)》，您带领团队编制这册目录的原因是什么？

吴志荣：

这又是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好案例。这本目录是在《中国哲社学术图书基本书目(1995—2005)》的基础上编制的，基本书目运用了引文分析法和二八定律，选出我国1995—2005年的高被引图书，也就是有价值的图书。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科研成果，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到实践中去，为此，天华学院图书馆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基于教育学是天华学院的重点学科，购买了基本书目上收录的有关教育学的高被引图书，让这些图书成为天华学院图书馆的特藏；二是编制了这些图书的提要目录，发放给天华学院教育学院的教师，起到宣传介绍的作用，以提高这些图书的利用率。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目录学、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研究密切相关，大量纸质的二次文献仍然具有提供文献线索的作用，数据库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问：

复合图书馆时代，图书馆员服务的对象是读者，工作的对象是文献，当然这里的文献不仅有纸质文献，还有数字文献。近些年来，“资源发现”“信息发现”“知识发现”之类的提法屡见不鲜，但您习惯用“文献发现”一词，这是为什么呢？

吴志荣：

近二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诸多“外部反思”现象，这种现象和20世纪80年代埋下的隐患有密切关系，虽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还是脱离了我国图书馆的现实，如“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自由”“图书馆信息公平”“知识发现”“全方位的藏阅合一”等理念都来自国外图书馆界或社会上的一些强势学科。

我国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一定要摆脱来源于“学徒思维”的“外部反思”，才能获得自我主张。我用“文献发现”一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图书馆能够主动、及时、准确地向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文献，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服务水平了。

“知识发现”的提法就不靠谱了，就目前来说，图书馆根本无法向读者提供他所要的知识，因为“知识”的概念太复杂了。2015年，我发表的《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外部反思现象》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些问题。

    这些年，受到同行的关注，我经常被邀请外出讲学，在讲座中，我总是强调这样几点：

一是图书馆学要大力开展“案例实证研究”。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是图书馆研究的两大主要领域。理论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特点是背景宏观、范围狭窄，要继续发展或深入研究，已非易事。就研究者而言，如果没有较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很难在短期内有所创新和建树。而应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则较为广泛，年轻馆员应将研究重点放在应用图书馆学领域，寻找那些和自己工作紧密相关的问题开展研究，不要盲目跟风，片面追逐一些所谓的“热点问题”。而在开展应用图书馆学研究时应该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二是如今一些图书馆学研究活动已经偏离方向，图书馆学研究应该回归本位。

最近，我与上海师范大学蔡迎春副馆长合作撰写发表了一篇文章，即《泛化和思考：从学科属性看图书馆学的专业话语》，进一步阐述了如何摆脱“学徒思维”和“外部反思”，把握好图书馆学的学科边界。

 

 

 问：

您如何看待复合图书馆这些年来的发展？

吴志荣：

这些年来，图书馆的发展大概有这样一些趋势。

一是空间变革，主要就是增加交流空间。

二是信息技术继续发展，除了RFID技术得到普遍应用以外，分析读者数据的相关软件的开发也引起了业界的注意，而随着数字人文理念的逐渐普及，用户将会提高对文献数据库检索效率的要求。AI技术也开始进入图书馆，一些水平较低的机器人已经出现在图书馆里，还有一些图书馆采用了智能书架。

三是传统业务也在继续发展，如采访工作在文献选择方面的努力（采用PDA方式就是一种努力），编目工作在如何适应数字时代方面的努力（采用RDA同样也是一种努力），服务工作主要体现在线上线下结合，加强主动性和针对性（开展学科服务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四是图书馆联合进行机构库开发，实现数据共享，从而打破数据库供应商的垄断，可能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此外，我也注意到，当今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很重视提高自身的素质，参加专业学习和专业会议的积极性很高。

    这一切都是向智能图书馆方向，并最终向智慧图书馆方向发展的基础。

 

文章来源：图书馆报

 

作者：戴建国